一、开河、变钞激化了阶级矛盾

  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,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趋激化,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。

   陶宗仪《南村辗耕录》中收有一首《醉太平小令》:“堂堂大元,奸佞专权,开河变钞祸根源,惹红巾万千。官法滥,刑法重,黎民怨;人吃人,钞买钞,何曾 见?贼做官,官做贼,混贤愚,哀哉可怜!”这首小令不知为何人所作,但流传很广,“自京师以至江南,人人能道之。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,以其有关于世教也, 今此数语,切中时病。”掏宗仪为元末明初人,他亲眼看到了元朝的社会状况,认为小令所写“切中时病”。考之史实,也确实如此,引起元末社会矛盾走向激化的 直接原因,主要是“开河”与“变钞”两项。

  元朝时,奸佞专权,政治腐败,不注意水利的兴修,因此,经常发生水灾,特别是黄河,为害最 大。至正四年(1344年)5月,大雨连下二十多天,由于河堤失修,黄河暴溢决口,平地水深两丈多,北决白茅堤(今河南兰考东北)。6月,又北决金堤,造 成特大水灾,沿河郡邑,如济宁路(今山东巨野),单州(今山东单县)、虞城(今河南虞城北)、砀山(今属安徽)、金乡(今属山东)、鱼台(今属山东)、丰 县(今属江苏)、沛县(今属江苏)、定陶(今屑山东)、楚丘(今山东曹县东南)、成武(今属山东),以至于曹州(今山东菏泽市)、东明(今山东东明南)、 巨野(今属山东)、郓城(今属山东)、嘉祥(今属山东)、汶上(今属山东)、任城(今山东济宁)等处皆受水灾,“民老弱昏垫,壮者流离四方”。溢出的河水 北入会通运河,又使运河决口,济南路(今山东济南市)、河间路(今河北河间)

  的一些州县遭受水患。大水过后,农田颗粒不收,8月,山东已经“民饥相食”;随后又发生旱灾、蝗灾、瘟疫。余阙说:

  “至正四年,河南北大饥,明年又疫,民之死者半……田莱尽荒,蒿荛藜没人,狐兔之迹满道。”严重的灾害,使人民大量死亡,土地荒芜,饥民数百万,挣扎在死亡线上。

   黄河决口,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,同时,由于运河淤塞,也影响了漕运,江南粮食不能北运大都(今北京市),京师出现粮荒。再者,河决不修,也“坏两漕 司盐场,妨国计甚重”,漕运、盐场遭到破坏,使元政府的收入大为减少,财政发生危机,元廷深以为患,至正九年(1349年)冬,脱脱再任丞相,力主治河, 顺帝集百官廷议,都漕运使贾鲁亦言当治,并提出具体修治方案。至正十一年(1351年)乃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、总治河防使,征发汴梁(今河南开封市)、大 名(今河北大名南)等十三路民工十五万人,以庐州(今安徽合肥市)等十八翼两万多军队进行监督,调往河上,进行大规模治河。贾鲁的治河方案是“修筑北堤以 制横溃”,即开齿黄陵岗一带白茅新河,堵塞决口,使河水经徐州东会淮河入海。

  连年的黄水泛滥和各种自然灾害,已给黄河沿岸人民带来灾难,现在又被强迫征发去开河,这等于火上加油,人民怨声载道。民工到达工地之后,他们的粮食和工钱又受到治河官吏的克扣,处在半饥饿状态中的河工,在军队的皮鞭下,从事极沉重的劳动,人民愤怒极了。

   元顺帝统治时期,由于皇室、贵族、官僚们竞相奢侈浪费和皇帝滥行赏赐,终于造成了国库空虚,出现财政危机,为了摆脱财政危机,元朝统治者便企图通过变更 钞法,用嫁祸于劳动人民的办法解决,至正十年(1350年)11月,元顺帝下诏“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,准至元宝钞二贯,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 铜钱并用,以实钞法。至元宝钞,通行如故,子母相权,新旧相济,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。”对变更钞法,当时也曾有人反对,但无济于事。在权臣右丞相脱脱的主 持下,于至正十一年(1351年)10月,设宝泉提举司,鼓铸至正通宝钱,并印造至正交钞,令民间通用。但实际上鼓铸铜钱甚少,主要印造交钞,竟至“每日 印造,不可数计,舟车装运,轴轳相接,交料之散满人间者,无处无之。”交钞、宝钞并行,比值不同,交钞为宝钞的一倍,因此,变更钞法,人民以“钞买钞”, 宝钞贬值一半,政府发行交钞,实际上成为从人民手中搜刮宝钞的一种手段。更由于发行交钞数量太多,“行之未久,物价腾贵,价逾十倍”,造成物价飞涨,京师 交钞十锭(五百贯),竟买不到一斗粟,人民视交钞如废纸,“所在郡县,皆以物货相贸易,公私所积之钞,遂俱不行。”总之,变钞使人民受到一次空前的浩劫, 而“因用遂乏”,元朝政府的财政走向崩溃。

  “开河变钞祸根源,惹红巾万千”。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根本原因,虽然是元朝的社会矛盾,但开河变钞却是促使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线,直接导致了元末红巾大起义的爆发。

  二、白莲教的传播

  白莲教,又称白莲宗,其渊源为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,得名于东晋庐山东林寺僧慧远所建的白莲社。南宋绍兴(1131—1162年)年间,昆山(今届江苏)僧人茅子元(法号慈照)创立了白莲宗,即白莲教。

   白莲教崇信阿弥陀佛,其教义比较简单,认为信徒只要不断地念阿弥陀佛,死后即可“往生”西方极乐世界。它还要求信徒做到三皈(皈佛、皈法、皈僧)、五戒 (即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)。由于它的教义。戒律简单易懂,因而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。为了发展巩固白莲教组织,茅子元建立了一套师徒关 系,宗门关系,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,作为白莲教的中心,自称导师,坐受众拜,其徒众以“普、觉、妙、道”四字排辈命名,这样就建立了密切的师徒关 系。从此,白莲教就不再象白莲社那样松散,而形成了打较为严密组织的教门。另外,白莲教为了更广泛地吸收信徒,它还改变了僧人必须出家的旧传统,接纳有妻 室的人为僧,这些人木穿僧衣,不剃发,可以娶妻生子,专靠传教吃饭,成为一种职业僧人,当时被称为“在家出家”,或称“有发僧”。这样,就大大便利了白莲 教的传播,许多人因为它的教义通俗易懂,又不必出家而入白莲教门,僧徒逐年增多。

  白莲教在南宋时已传到北方,元朝统一后,对各种宗教 采取保护政策,白莲教因而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,时“南北混一,盛益加焉。历都过邑,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,聚徒多至千百,少不下百人,更少犹数十。”白莲教 的发祥地庐山东林寺也受到保护,元贞元年(1295年),元成宗还封其住持祖为白莲宗主,茅子元创建的淀山白莲堂也扩建为普光王寺。十三世纪末,白莲教 进入其发展的全盛时期,东林寺、普光王寺是它的两个中心。

  元至十七年(1280年)4月,在江西都昌爆发了白莲教徒杜万一领导的反元 武装起义。元成宗大德四年(1300年),广西柳州爆发了高仙道的起义。稍前几年,在彰德(今河南安阳)还爆发了朱帧宝领导的起义,他们均以白莲教的名义 发动起义。白莲教的一连串起义,使元政府大为震惊,至大元年(1308年)5月,武宗下诏、以白莲教徒“夜聚明散”,“煽惑人众”,娶妻生子,身子不净等 为由,下令取缔,“禁白莲社,毁其祠宇,以其人还隶民籍。”许多白莲道人因此而家破人散,白莲教受到沉重打击。随后,至大四年(1311年)正月,武宗 死,仁宗即位,当年7月,曾解除白莲教之禁,但至治二年(1322年)又下令禁止白莲教。经过这两次打击,白莲教徒人数减少,并被迫转入秘密状态。

   元末北方白莲教的首领是韩山童,他出身于白莲教世家,其祖父“以白莲会烧香惑众,谪徙广平永年县(今属河北)”,遂为永年人。韩山童继承祖业为北方白莲 教主,他宣传天下将大乱,“弥勒佛下生”,“明王出世”,世间就太平了。这些宣传大大超出了“往生净土”的教义,赋予了积极的政治内容,它使处于元朝黑暗 统治下的苦难人民看到了光明,有了希望。过去幻想到西方净土去参拜弥勒佛,现在佛的化身明王就要来到人间,人民将会过上幸福的日子。韩山童的这一口号,争 取了群众,取得了极好的效果,当时“河南及江淮愚民,皆翕然信之。”白莲教秘密广泛传播开来,信奉者越来越多,教徒布满中原。

  南方白 莲教的首领是彭莹玉,他原为袁州(今江西宜春)南泉山慈化寺东村庄民家子,十岁入慈化寺为僧,十五岁开始以南泉山泉水为人治病,“疾者皆愈,以故袁民翕 然,事之如神”,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。他以行医疗病为手段,秘密传播白莲教。至元四年(1338年)他与徒弟周子旺曾在袁州起义,起义者背心皆书佛字,以 为有佛字者,刀兵不能伤,有众五千多入,周子旺自称周王。这次起义,很快遭到元兵的镇压,周子旺及其母亲、儿子天生、地生皆被杀害。彭莹玉脱身逃往淮西, 在民间隐藏下来,有司虽严加搜捕,但当地人民多方掩护,“卒不能获”。在群众的保护下,彭莹玉继续在淮西一带秘密传播白莲教,为了逃避官方的追捕,他多次 改名,故有彭翼、彭国玉,彭和尚等称号。为了传播白莲教,彭莹玉跑遍淮西各州县,江西、湖南、湖北许多地方,都有他的足迹,大江南北的白莲教徒都尊他为彭 祖。他是南方白莲教的首领。在传教过程中,彭莹玉提出了“弥勒佛下生,当为世主”的口号,这—口号对发动长江中游地区的农民参加武装起义,发挥了重要作 用。

  韩山童、彭莹玉经过十几年的宣传活动和艰苦细微的秘密组织工作,把黄河两岸、大江南北的广大贫苦农民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,并且培养出了一大批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,为元末农民大起义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