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的南朝鲜,在古代与中国有长期而密切的交往。在朝鲜王朝(1392─1910)时期,更与明、清两朝都建立了藩属关系,使节往来频繁。出使明、清的朝鲜使臣,“在每年的几乎同一时期,经过几乎相同的路程,住在北京同样的馆舍,参加同样的仪式,进行几乎相同的北京观光”,但相同的行程在朝鲜人眼中却有?完全不同的意义。明朝的中国是华夏之国,在壬辰倭乱时,不惜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救朝鲜于危亡,对朝鲜有再造之恩,因此出使明是荣耀的“男儿事业”;而满人建立的后金(清)则是蛮夷之邦,不断骚扰威胁朝鲜,又有两次军事进攻,二者有不共戴天之仇,出使清就成为不得不奉行的君命。

朝鲜使臣认为清朝的礼乐文明都已崩溃,朝鲜已超越清朝成为文明的中心,因此颇有一种优越感,对清人的统治心存鄙薄。这样的“华夷观”可谓根深蒂固,却又非一成不变,随时间的推移,对明朝的记忆日渐淡薄,加上清朝国力的强盛,朝鲜使臣对清朝的发展有?越来越多的体会,对清的认同感也就越来越强烈。这样的变化在康熙朝已初现端倪,透过朝鲜使臣笔下的康熙形象,可以略窥其中转变的痕迹。

十六岁时的康熙

清圣祖康熙于1661年登基即位,时年八岁。1669年,康熙十六岁时,他挫败鳌拜势力,开始真正的亲政。也就是在此年冬天,朝鲜派闵鼎重出使清朝,他着有《燕行日记》等,记载了当时清廷发生的很多重要事件,对我们了解清代的社会状况大有帮助,但他的记载是否客观同样是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
在闵鼎重笔下,康熙的外貌是这样的:“清主身长不过中人,两眼浮胞深睛,细小无彩,颧骨微露,颊瘠颐尖。”十六岁的少年,读来却如六七十岁的老者,毫无生气。性格更是多疑易怒,偏听偏信,独断专行,用人唯亲。为了说明康熙的喜怒无常,闵鼎重还举了两个例子:一是有人将毛皮甚好的貂献给皇上,说是刚刚买来的。康熙一听就将卖貂者抓来,问:有好的貂,为何不进献而要出售?因此杀了卖貂者。一是小时候玩的玩具放在仓库中,一天忽然想起来向掌库者索取,结果发现遗失甚多,于是杀了看仓库的人。

被漫画了的康熙似乎是典型的暴君,但因为闵鼎重没有明言自己是否曾亲眼见到康熙,所以他的记载就颇值得怀疑。实际上当朝鲜使臣觐见时,因为相隔甚远,是不可能看清楚皇帝究竟长什么样子的,如其他使臣经常说的:“殿角深邃,举头详望,终不见皇帝出入之形矣。”连帝王出入都看不清,又何谈他们的长相?所举的两个例子,听来更是匪夷所思,大概也难免道听途说、夸张附会之嫌吧。

闵鼎重出使清朝之时,朝鲜国内“尊明攘夷”的华夷观正盛,君臣上下都对清人有?强烈的敌视心理,因此在使臣的眼中清朝帝王是昏聩的残暴的,清代社会是混乱的腐败的,清朝随时都会走向灭亡。

三十三岁时的康熙

1686年,康熙三十三岁,在其即位的二十五年里,他重文兴教,勤于政事,先后撤除了吴三桂等三藩势力、统一了台湾,巩固了清朝的统治,其历史功绩彪炳史册。但对这些事件,同时代的朝鲜人却有不同的看法。

是年,朝鲜使臣吴道一出使清朝,他最关心的就是曾经发生的吴三桂起兵之事。现在史学界一般将吴三桂的行为称为“叛乱”,清朝平息叛乱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之战。但在当时,吴三桂以“反清复明”为号召,蛊惑了广大的汉人与原明将吏,远在朝鲜的君臣也对吴三桂寄予厚望,将他视为忠臣义士。所以吴道一此行不断寻访事件的当事人,对吴三桂的失败、吴世d的自杀满怀同情,对他们的“气节”无比尊崇。

吴道一一面为吴三桂的事唏嘘不已,一面因自己的耳闻目睹,又不得不承认清朝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:因为康熙重视文化教育,所以无论是清人还是汉人,即使是下层百姓,都知道亲近书籍。康熙自己更是通习儒家经典,勤于着述,文辞畅达。虽然如此,吴道一却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,因为这背离了他想像中的蛮夷之邦,也使“尊华攘夷”的口号没有了生存的土壤,所以他要从反面来解读这一现象的出现,认为在马上得天下的清人,现在却诵读吟讽,这是邯郸学步之举,不但不能致“文明之治”,而且会丧失其“鸷悍勇刚之气”。康熙骄矜自傲,臣僚谄佞虚伪,康熙所作文字也可能为他人代笔。当他亲耳听到汉人称赞康熙“酷好文辞,性且宽仁,赋税皆蠲减”时,更是心存怀疑,不断向其他人求证,希望能听到不同的声音。

吴道一用他的笔真实地记载了那一时期朝鲜士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,同样也真实地反映了康熙朝不断发生的变化。

五十八岁时的康熙

满人建立的清朝,不但没有像朝鲜君臣预期地那样很快走向灭亡,而是越来越强大,当进入十八世纪时,清朝已排除了各种危机,成为极为强盛的帝国,这使朝鲜使臣不得不睁开眼睛认真面对眼前的情况。

1712年,康熙五十八岁,在位已五十一年,金昌业随朝鲜使团赴清,着有《老稼斋燕行日记》,他沿途不断追问清朝的汉人:“我辈衣冠如何?”因为文明的沉沦最显而易见的部分就是衣冠的变化,朝鲜士人对清人的服饰充满了鄙夷,认为衣冠的不同所代表的是文化的优劣,他们与清人服饰的差别成为朝鲜保存延续中华文明的象征。金昌业的追问就是要以此来试探汉人的故国之思,从而对中华衣冠文物的衰落进行嘲讽。

虽然金昌业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感,但并不影响他对康熙对清人有较高的评价。金昌业此行经历了“百年所无”的“异事”,就是得以面见圣上。当康熙观看朝鲜人射击时,金昌业与其相距仅七八步:“皇帝……广颡,颐稍杀,疏髯犯颊而斑白,雌雄眼,神气清明。”宽额头尖下巴,这与闵鼎重笔下的康熙并无不同。但此时五十八岁的康熙,却是“神气清明”,与闵鼎重笔下虽只十六岁却是暮气沉沉的康熙有天壤之别。康熙治国“崇文”尚礼,带来了清朝世风的转变。曾经粗蛮的清人“貌丰伟”、“淳实者多”,这样的变化甚至让金昌业有些自惭形秽,“此处人身材长大,姿貌丰伟者居多。而顾视我国人,本自矮细,又道路风尘之余,三使臣外率皆黧黑。所穿衣帽又多来此而贳者,袍则长短不中,纱帽宽或至眼,望之不似人,尤可叹也。”清人身材高大伟岸,更显得风尘仆仆的朝鲜人矮小黧黑,使臣的衣冠又多不合身不得体,竟让金昌业有“不似人”的感慨。

金昌业的表述也许只是一种细微隐约的变化,却透露出朝鲜士人对清认识的进一步转变,成为此后朝鲜使臣公开倡导向清人学习的先导。

“想像的异邦”虽然部分来自材料,但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人的构想,与现实的异邦有很大的差距。柯林伍德说:“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。”朝鲜使臣的文字记载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出行日记,文字背后透露的是一个国家的华夷观的前后变化,也折射出了清逐渐汉化的过程,以及中朝两国关系的转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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