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、唐朝和明朝是中国宦官危害最严重的三个朝代,但东汉的太监经常受到外戚的制约,而明朝的太监即使跋扈如魏忠贤,也是皇帝一句话就可以办掉的。所以,这两个朝代的太监终究还是奴才。唐朝的太监们就大不一样了,自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开始,朝廷大臣的升降,皇帝的废立,甚至于皇帝们的生杀大权全部都由他们一手把持,真正实现了“奴才翻身当家作主人”,着实令前世和后世的同行们眼红一把。下面是一组唐中后期的皇帝拥立表:

唐代宗由宦官李辅国拥立;

唐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谦、王守圭等拥立;

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、王守澄、杨承和等拥立;

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、鱼弘志等拥立;

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;

懿宗李y由宦官王宗实拥立;

僖宗李y由宦官刘行深、韩文约拥立;

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复恭、刘季述拥立。

既然皇帝是被太监拥立的,那么掌握掌握生杀大权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譬如唐肃宗是被李辅国吓死的,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杀,唐敬宗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。看到这里,大家一定在想,皇帝被欺负成这样,难道大臣们就不不帮着皇帝反击?堂堂一个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被一群阉人玩于股掌之间,但凡有点自尊的人都不会漠然视之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宦官们掌握了一张好牌――禁军,有了这支武装,就可以轻易控制整个朝廷。不过,有句话说得好――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。皇帝和大臣们也为此做过一些零星的斗争,譬如在唐代宗、唐德宗和唐宪宗统治的一段时间内,宦官曾被有效压制过,只是时间过短,而继任者们又都水平有限,所以都似昙花一现。其中发生在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,作为太监与大臣们的一次总决战,更是彻底奠定了唐朝大臣集团的失败局面。从此,宦官牢固地控制着唐帝国的命脉直到灭亡前的最后几年。

引起这次大决战的人是唐文宗李昂,他是唐穆宗第二子,是中唐时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。他接手时的唐帝国隐患丛生,矛盾激化,更有宦官杨复恭狂妄叫嚣的“定策国老,天子门生”的不堪政治局面。心存远大抱负的李昂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。大和元年(公元827年)即位伊始,将宫中的道士纪处玄、杨冲虚及伎人李元戢、王信等流放岭南。大和三年(公元829年)又诏令凤翔(今陕西西部甘肃东部)、淮南(今安徽寿县)二道的官吏将此前选进皇宫的女乐24人遣归原籍。开成五年(公元840年)又从后宫放逐宫女3000人,裁撤教坊乐工、内监1270人,并将供皇室打猎使用的五坊鹰犬统统放掉,还诏令禁止各地向朝廷进贡宝物珍玩绢绣。唐文宗的这些作为,是对宦官仇士良之流多以声色狗马珍玩以蛊惑人君的“为宦之道”的一种反击。文宗即位要做的第二件事情,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材,改变朝廷由宦为主的官吏结构。

大和二年,唐文宗诏令举行“直言极谏科”的策试,举子刘的《直言极谏策》五千余言,对宦官乱政的中唐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意见。谈到宦官把持朝政的现状时说:“以亵近(指宦官。)五六人总天下大政,……群臣莫敢举其状,天子不得制其心。”即是朝廷的一切大权,被五六名宦官把持着,满朝文武和皇帝本人均莫可奈何。刘的对策论及贪官污史时说:“百姓对于官吏,畏之如豺狼,恨之如仇敌。现在国家困穷,黎民流散,盗贼井起,国家已成土崩瓦解之势,危在旦夕。”他提出解决矛盾的对策是“勒令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惰之徒,从事农业种植工作,节省那些不必要花费的钱财,救济社会上的穷困百姓。”

刘之言,语语切中时弊,是一篇极有见地的策论。但主考官怕得罪宦官,不敢录取他在朝廷任职;文宗皇帝也不敢出面干预,怕危及自身的安全。大和末年,文宗设谋铲除宦官势力,刘对策中的意见,显然发生了影响。文宗皇帝要做的第三件事,是任命宋申锡为相,分散宦官的权力,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。大和四年(公元830年),文宗命宋申锡为相。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,累官监察御史、礼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。在朝臣之中以清介廉洁,不结朋党著称。在长庆、宝历世风浇薄,朋党骤兴之际文宋任他为相,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、激励人民的效果。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,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。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,事机不密,宦官先发制人。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,指使军虞侯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(穆宗第六子)谋反。次年宋申锡遭贬,计划失败。

宦官头目王守澄,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,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,控制他的一言一行,才是自全之策。大和八年(公元834年)秋天,王守澄推荐郑注做御医给文宗治病,又推荐心腹李训给文宗讲说《易经》,二人就成为文宗贴身近侍,文宗举手投足无不在二人的监视之下。文宗却反守为攻,给二人以高官厚禄,使为己用。命郑注为太仆卿,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,第二年秋大义提升李训为宰相,命郑注为风翔节度使,让二人内外呼应,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。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、王践言、陈弘志、王守澄等处死,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。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,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。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[为太原节度使、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,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,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、金吾大将军韩约、御史中丞李孝本等,召募吏卒诛灭宦官,除恶务尽。

大和九年(公元835年)10月21日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,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。宰相李训则提议,天降祥瑞于皇宫,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,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,以求国运。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驻,命宰相、中书、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。众吏看后奏称,不似大降的真正甘露。文宗再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、鱼志弘等,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,即刻回报,以定行上。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,发现韩约惊慌失措,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,迅速夺路而逃,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。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,胁迫文宗乘轿入内。李训、韩约等人急忙上殿保驾,发生激斗。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约500余人上前奋击,杀死宦官数十人。但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,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,将门紧闭,朝臣惊散,李训逃往终南山佛寺避难。这就是历史上株灭宦官的“甘露之变”事件。

宦官胁迫文宗进宫后,当即派遣神策军500人持刀出宫,逢人便杀,死者约六七百人。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,又杀1000多人。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、王涯、贾、舒元舆、王[、郭行余、罗立言、李孝本、韩约等人,均先后遭到捕杀。甘露事变之际,郑注正率领500兵卒赴长安,中途遇变返归凤翔,亦被监军宦官杀死。这些官吏还遭灭族之祸,株连甚众。甘露之变以后,由于官吏大批遭杀,朝臣空员极多,无人理事。宦官们更加专横,皇帝更加受辱,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。至此,唐朝的统治更加黑暗,直到最后一位皇帝唐昭宗时期,内廷与外藩合力才最终铲除宦官实力。不过,这时的唐朝已经离最后的分崩离析不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