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为夫妇之因，前世三生结缘，始配今生之夫妇。若结缘不合，比是怨家，故来相对……既以二心不同，难归一意，快会及诸亲，各还本道。愿妻娘子相离之后，重梳婵鬓，美扫峨眉，巧呈窈窕之姿，选聘高官之主。解怨释结，更莫相憎。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”。 这是在敦煌山洞出土的唐朝人“放妻协议”的内容。从这份协议书看来，这对唐朝夫妻离婚的原因，完全是由于感情不和。同时“一别两宽、各生欢喜”，也就是好聚好散，此外，这名唐代离婚男主角还祝福女方选择一个“高官”再嫁。 这份来自唐朝的“离婚协议书”着实让人开了眼界，没想到古人竟有如此胸襟和风格。唐朝无疑是中国古代最开放的国度，对外经济、文化交流十分活跃，也包括相对其它朝代而言的性开放。唐朝的性开放从婚姻制度上也可见一斑。比如唐代所生的公主中再嫁者甚多，仅以肃宗以前诸帝公主计，再嫁者就有23人，三嫁者也有4人。 《唐律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： 一、协议离婚。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“和离”:“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，不坐。” 二、促裁离婚。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，即所谓“出妻”。《礼记》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:不顾父母、无子、淫、妒、恶疾、哆言、窃盗。《唐律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，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，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，不必经官判断，只要作成文书，由以方父母和证人署名，即可解除婚姻关系。但同时，《唐律》又承袭古代对妇女“三不去”的定则，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去，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，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妻。有“三不去”中任何一条，虽犯“七出”，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。 三、强制离婚。夫妻凡发现有“义绝”和“违律结婚”者，必须强制离婚。“义绝”包括夫对妻族、妻对夫族的殴杀罪、奸杀罪和谋害罪。经官府判断，认为一方犯了义绝，法律即强制离婚，并处罚不肯离异者。对于“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”，也强制离婚。 婚姻制度的相对宽松，也进一步促成了唐朝两性的开放。以皇室为例，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位后，便将亡弟李元吉之妻霸为己有。之后，李渊从父兄子、卢江王李瑗谋反，李世民将其诛杀后，又将其妻纳入后宫陪侍左右。唐高中李治则在当太子时便与李世民的才人“武媚”关系暧昧，继大位后便让自己的庶母出任皇后。唐玄宗李隆基则夺儿媳妇杨玉环为自己的贵妃。而武则天、太平公主，韦后、安乐公主，包养男宠之事更是人尽皆知。 官僚贵族们普遍蓄养家妓。白居易“黄金不惜买蛾眉，拣得如花三四枝”之诗句，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之真实写照。朝廷还依据官员品级对蓄养家妓规模作过规定。中宗曾令：“三品已上，听有女乐一部；五品已上，女乐不过三人。”唐玄宗则下诏：“五品已上正员清官、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。并听当家畜丝竹，以展欢娱。”如此荒唐之诏，便使官吏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淫乐。 唐代的市妓十分发达，规模可观。如长安的平康坊，时有“风流薮泽”之艳称。从史料及唐诗中可以看出，唐代的官吏、文人、学子大都不拘泥于礼法，经常出没于妓馆青楼，还常用艳诗新词来描绘自己狎妓之风流韵事，连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烟花柳巷之常客。 从史书和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都不难发现，唐代民间男女自由恋爱、自由结合的事较常见。 唐人对女子婚前贞操并不看重，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。婚前性行为、婚外恋较为普遍。当时的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，并乘机欢合，晁母得知后并不过分谴责，而是叹曰：“才子佳人，自应有此。”于是便为他们完婚。 唐人对婚外性行为并不认为是奇耻大辱，反而当作风流韵事。维扬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诗，一少年入门而言：浮生如寄，年少几何，岂如偷顷刻之欢。于是孟氏就和他私通寻顷刻之欢。“其妻孟氏……独游于家园，四望而乃吟曰：“可惜春时节，依然独自游。……忽有一少年，容貌甚秀美，逾垣而入，笑谓孟氏曰：“何吟之大苦耶？”……自是孟氏遂私之，挈归己舍。……”（《潇湘录》） 长山赵玉之女一日独游林中，看见一锦衣军官十分英武，便问：哥哥喜欢我吗？若能得一次宠爱，小女子死了也无怨。军官答道：做一回“露水夫妻”如何？赵氏说：暂为“露水夫妻”也会记住哥哥的。于是二人在林中欢合而别。“赵氏曰：“我若得此夫，死亦无恨。”……锦衣遽下马，入林内。既别，谓赵氏曰：“当生一子，为明神，善保爱之。”（《太平广记》卷第三百六） 大概是受李唐北人血统的影响，唐朝是中国古代性观念最开放的朝代，所谓的“脏唐”之说亦寓意唐朝不拘纲常礼法、无视人伦道德的空前“性自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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