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文侯是个“礼贤下士”的好演员

魏文侯是个“礼贤下士”的好演员

魏文侯是个“礼贤下士”的好演员

一直以来,“礼贤下士”都被当成是统治者的美德之一来大肆宣扬,甚至时至今日,依然很有市场。

其实,“礼贤下士”本身,就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,其至少暴露出两方面的问题:1,人和人之间不平等。一个“下”字就清晰地表明,统治者对人才假以辞色,并非出于对人才的真正尊重和重视,而是一种恩赐与施舍;2,人治。人才的标准是什么、谁才配称为人才、对人才该如何任用,都是统治者说了算,全凭个人好恶,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,当然更没有科学合理的“人才评价机制”和“选拔任用”体系。

也正因此,所谓的“礼贤下士”,往往沦为“明君圣主”自我标榜贤明的形象工程,以及粉饰太平的那一抹廉价的口红。“礼贤下士”的主要作用,一是收买人心,二是维护社会稳定——让那些有才能或自以为有才能的人,认为自己是有希望的,只要自己足够努力、足够出名,上位者一定会赏识、提拔自己,跻身上流社会、封妻荫子指日可待。人人汲汲于功名富贵,狗苟蝇营,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,还哪有精力和心思去闹事?更遑论思考什么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了。

随便翻几页历史书,都可以看到不少对大人物“礼贤下士”的描写和歌颂。而魏文侯,是《资治通鉴》隆重推出的第一个“礼贤下士”的先进典型。

魏文侯是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,战国时期魏国的开国君主。与他有关的最有名的故事,就是“皮之不存,毛之焉附”——魏文侯一次外出,看见一个路人将裘皮衣服翻过来穿。魏文侯问:“你为什么将裘皮衣服翻过来穿呢?”那人回答说:“我爱惜它的毛。”魏文侯说:“你不知道它的里子没了,毛就没地方附着了吗?”故事真假很难考证,但“皮之不存,毛之焉附”却作为成语尽人皆知,成为魏文侯“英明神武”的一个注脚为后人津津乐道。

《资治通鉴》里,讲述了魏文侯“礼贤下士”的几个具体事例。

1,魏文侯拜儒门弟子卜子夏、田子方为国师,他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,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。四方贤能之士听说了很感动,争先恐后前来归附他。

2,一天,魏文侯与群臣一起饮酒作乐,正在管弦齐鸣、歌舞升平之时,突然下起了大雨。魏文侯却下令准备车马,前往郊区山野之中。左右侍臣不解,纷纷拜问:“今天饮酒正酣,快活得很,外面又下着大雨,国君您却要出门,打算去哪里呢?”魏文侯说:“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了去打猎,虽然这里很快活,也不能不遵守约定啊!”于是前去,亲自告诉停猎。

3,一次,魏文侯问群臣:“我是什么样的君主?”群臣纷纷拍马屁,争先恐后颂扬:“您是仁德的君主!”只有一个叫任座的大臣说:“国君您得了中山国,不用来封您的弟弟,却封给自己的儿子,这算什么仁德君主!”原来,不久前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,攻克之后,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。魏文侯勃然大怒,任座很害怕,就快步离开,跑到外边去了。魏文侯又问大臣翟璜对自己怎么看,翟璜回答说:“您是仁德君主。”魏文侯反问:“你是怎么知道的呢?”翟璜说:“臣下我听说只有国君仁德,他的臣子才敢直言。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,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。”魏文侯闻言大喜,派翟璜去追任座回来,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,从此奉为上客。

上述三件事,一直以来被传为美谈。我记得某大学副教授在《百家讲坛》上,对此也赞誉有加。可是,如果我们对这三件事稍加推敲,便会发现并非那么回事。

先说第一件事。魏文侯任用儒生,一点都不奇怪。那时候,狡猾的统治者已经发现,儒家理论略加改造,就非常适合拿来对百姓进行思想控制,进而成为维护统治、巩固政权的最好工具。更何况,当时儒家学说是诸子百家中最有名的学说之一,在社会上有了较大的影响,任用儒生、宣扬儒家学说,既显得君主有学问、有追求,同时更能笼络人心,争取到“儒粉”的认可和支持。至于“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,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”,就显然是扯淡了。尊重人才的最好方式,一是委以重任,二是身体力行其学说,何必要玩当众行礼这套把戏呢。无非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,蹭段干木的名气和热度罢了。

再说第二件事。这件事,严格来说不能算完全的“礼贤下士”,因为山野村长算不得什么贤能之士。但魏文侯却试图通过冒雨亲自传话,来表明自己的诚信和对下属的尊重,而这一点,对酸腐的“士”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也或者,魏文侯这一番做作演戏,就是演给“士”们看的——看看,我对山野村长尚且如此,何况你们这些人才呢。这其实跟“千金市骨”的表演如出一辙。可惜,演戏就是演戏,魏文侯又不是拿过小金人的影帝,表演的痕迹太过明显。没下雨的时候,喝着花酒不亦说乎,下雨了,却急不可耐要出门去,表现得太明显了。况且,传一句话的事儿,至于要劳君主亲自出马吗,随便派个人不就行了嘛。除非,君主“日理万机”的说法是骗人的,天天闲得蛋疼。这么兴师动众、前呼后拥闹腾一阵子,又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?君主演戏,累的是手下干活的,要卖力配合;糟蹋的是民脂民膏,这都是要成本的啊。

第三件事尤其有趣。公开问手下人“我是什么样的君主”,摆明是屁股痒了,想让别人给拍拍挠挠,太自恋了,太无耻了。当然,也或者他有几分“引蛇出洞”的意思,想试探试探手下人的忠心。大多数人都很聪明、很凑趣,当即阿谀奉承争舔屁沟。只有一个任座有点傻不拉几,拿起鸡毛当令箭,真的提起意见来了。魏文侯听了“大怒”,只此一怒,便显出他并非真心听取意见了。最厉害的是翟璜,一顿操作猛如虎,拐弯抹角、左右开弓,不仅狠狠拍了魏文侯一记超级无敌大马屁,还救了任座。这种人,天生就是当官的特殊材料啊。

有人或许会说,这也没什么不好啊,毕竟最终魏文侯还是听取了任座的意见,任座也因直言善谏得到了认可,君臣皆大欢喜,实现了其乐融融的安定团结局面。可是,我且问你:魏文侯将中山国从儿子手中要回来,重新封给自己的弟弟了吗?并没有。他只是表现出一副“礼贤下士”、虚心纳谏的姿态,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并没有落实,错误也并未纠正。这恐怕才是问题的本质,所谓“听取意见”,不过是忽悠;所谓“礼贤下士”,也不过是表演。

记述了魏文侯的“光辉事迹”后,司马光没有慷慨激昂地来一大篇“臣光曰”,对此大发议论。或许他认为,事实胜于雄辩,无须饶舌,只要将魏文侯的先进事迹一一列明,一位英明神武、“礼贤下士”的高大全君王形象便呼之欲出,矗立在人们面前了。可他想错了,这几个事例所呈现的,并非什么高大全形象,只不过是典型的沽名钓誉、虚伪造作的伪君子和“表演艺术家”罢了。而这种影帝级的“表演艺术家”,充斥着整个历史舞台,构成一个虚伪虚假的丑陋群体形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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