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元璋不准明朝皇帝吃人参的原因是什么?感兴趣的读者和趣历史小编一起来看看吧!

  人参是一种常用的名贵药材,在众多草药序列中,人参一直享有“百草之王”的美誉,被《神农本草经》誉为“上品”之首。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,人参的神奇功效也并非空穴来风,而是在诸多方面都有着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,其在中药界的地位可谓不容撼动。

  人参以其治病强身的功效,历朝历代一直受到帝王贵族的追捧,把它作为日常补品长期服用。但到了明朝初年,这种局面却为之一变。明太祖朱元璋,出身底层贫苦农民,深知百姓生存不易,物力维艰。

  朱元璋听说人参生长于深山穷谷之中,人迹罕至之地,百姓们为了寻找到合用的好人参,往往要翻山越岭,风餐露宿,跌落悬崖或者迷路困死、或者被狼虫虎豹伤害的时时有发生,于是心有戚戚焉,动了恻隐之心。

  为了减轻民间负担,《纲鉴易知录》记载,他曾下过一道圣旨:“朕闻人参得之甚艰,岂不劳民,今后不必进”。《明史》也记载:“太祖洪武初,却贡人参,以劳民故也”。朱元璋为了爱惜民力,明文规定把人参从皇家御用贡品的名单中剔除出来,不准他的子孙也就是明朝列位皇帝再吃人参。

  如果朱元璋的话得到贯彻遵守,于国于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可惜的是,一代人管不了两代人的事,朱元璋虽然是开国皇帝,但也仅仅能独善其身。他虽以身作则不吃人参,但他的子孙们当了皇帝,却故态复萌,照旧把人参当作上好补品,肆意享用,终于惹来一场大祸。

  在中国古代,人参的分布区域与现代不同。过去人参主产区主要有两个:一是山西上党潞州一带的太行山中,二是辽东长白山。说到这里,有人会认为笔者在胡说八道,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:山西上党地区的特产是党参,人参貌似只有东北长白山才有。其实这种印象是错误的。很多历史记载证实,山西上党地区不仅产党参,在古代也曾盛产人参。

  太行山区的高海拔地带,森林密布,气候寒凉,土壤肥厚,与关外长白山区气候颇有相似之处,完全具备人参生长的自然条件。在古代,上党的太行山区一直是人参的主产地,其地出产的上好人参,自唐宋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贡品。

  早在南北朝时期,医学家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就记载“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”,其他地区所产“俱不及上党者佳”。唐代《通典》记载:“上党郡贡人参二百小两”,宋代《九域志》记载:“上党郡贡人参一千斤”。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,勤求古训,多方考察,专门对此问题做过研究,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写道:“宋苏颂《图经本草》所绘潞州者,三桠五叶,真人参也”,都是有力证据。而党参则是清代中后期才兴起应用的“新”品种。

  朱元璋之后的明朝皇帝,把他的遗训当成耳旁风,为了延年益寿,每年都大量消费人参,大肆向上党地区摊派征收上等人参,给上党、潞州地区的农民造成沉重负担。这种行为最终导致严重后果。一是导致上党地区人参“参迹日渐稀少”,成了濒危物种。二是《中国新木草图志》记载,“潞州农民,以征求者无厌,遂以人参为地方之害,因噎废食不复采取。”《本草纲目》也记载,“民以人参为地方害,不复采取”,从此放弃栽培和保护人参资源,甚至故意去加以毁坏,导致人参逐渐在上党地区彻底消失。

  关内没了人参产区,明朝皇帝们消费人参的习惯却改不了。于是,关外辽东长白山的人参,得以崭露头角,瞅准这个巨大的市场真空,异军突起迅速占领了市场。然而当明朝帝王将相们欣欣然享受关外人参时,他们却没料到一场大祸在形成。

  关外的人参产区,全部在建州女真的掌控之中。一代枭雄努尔哈赤,虽然野心勃勃想吞并明朝,但苦于经济实力低下,严重缺乏军费。但人参贸易的蓬勃兴起,却为努尔哈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。明朝有识之士指出,“奴酋擅貂参之利,富强已非一日”。人参成了清朝崛起的重要原动力之一。大量白银外流,不仅让建州女真实力迅速增长,而且加剧了明朝财政危机,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,最终导致了明朝的亡国大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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